伤河我在美国精神病院实习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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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所大学任职历史系副教授的同时，春媚修读了心理咨询课程，进入一家精神病院实习。她管这所精神病院叫“伤河”，在这里，她体会病人的悲苦，也等待自己的重生。基于这段经历，她写下非虚构作品《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为保护隐私，文中病人姓名“四月”与“冬梅”为化名。

伤河：我在美国精神病院实习

文

春媚

年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陌生的人群。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界限？一直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伤痛。

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在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课，再完成小时临床实习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学位。此时距离L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

我写下笔记，纪念接触过的所有病人的悲苦。同时，故事也发生在我身处个人危机的旋涡时绝望的疗伤中。也许这是我一次“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尝试，一个对L逝去的纪念，不过它更是我发现情感与探求精神的旅程，也许我的使命就是做一个荣格所说的“受伤的治愈者”。带着自己的秘密，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又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我管这家精神病院叫“伤河”。它是一座四处平铺开来的灰色单层建筑，和普通学校并无二致。医院位于美国中西部小镇上，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一百多个床位，分六个病室：

选择——儿童科室；

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

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

勇气——青少年性侵；

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

遗产——老年病室。

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一年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一个月到四十五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这与我们并无二异。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闻所见：他们不是常青藤、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为真实的美国。

精神病院“伤河”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乍一看像所学校。

***

我的工作从名曰“十字路口”的戒瘾科室开始，它专门接收毒品和酒精治疗的成年病人，其中很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犯罪历史，大多和吸毒、贩毒、携毒、盗窃、酒驾相关。有人被法官勒令戒毒，以免牢狱之灾，运气差的出院后仍要直奔监牢。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诚心悔过只是天真的想象。我在这里见识了众多智勇双全的厉害角色。

最初我对酗酒吸毒还知之甚少。它是一种疾病，和先天遗传有所关联，并不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过我脑中更多浮现的还是电影和新闻中吸毒、犯罪、艾滋病的种种画面。就在这种对禁忌和绝症的恐惧和好奇中，我开始了在精神病院的工作。

周三下午一点半，我带着笔记本和讲义准时来到多功能室，黑色夹克和长裤尽力武装出专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新添的三张长沙发，再加上十几张舒适的靠背椅，都是功能性的家具，没有一丝无用的奢华。

正对着座位的黑板上画着成瘾的趋向图，墙上是24小时的时刻表。靠墙的窗户是双面玻璃窗：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举一动，从里向外看却只是面镜子。多功能室的另一扇门正对着护士办公室，那是信息的主要渠道，每天都在传播世间离奇的故事。

医院里唯一的成年人科室，病人行动自由，五花八门。医院采用的理论系统是“辩证行为治疗”：在行为认知疗法基础上加上对自己的全然接受，以“嗜酒者互诫协会”（AA）的十二个步骤为蓝本，从承认无助开始，以达到灵性的重生为最终目标。

一、承认在酒精／毒品前的无助。我们已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二、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在我们之上，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理性。

三、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交到我们自己所理解的神的手中。

四、探寻我们内心无畏的道德准则。

五、向神、我们自己和他人承认错误的本质。

六、为神除去我们的缺陷做好充分的准备。

七、恭敬谦卑地请神除去我们的缺陷。

八、列举出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名单，然后愿意与他们和解。

九、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与这些人道歉和解，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别人。

十、继续内心的记录，在犯错的时候马上承认。

十一、通过祷告和静坐冥想来提高与神的有意识的接触，只为了解神的意志和继续的力量而祷告。

十二、经历精神的觉醒，我们试着将这则信息用于抵挡酒精／毒品，并且将之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

早上八点半，晨烟缭绕的每日例会。“四月的情绪很不稳定，会很麻烦。”咨询师B说道，她刚给四月做了入院的心理评估。B是一个有着三十年经验的老咨询师，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被阅人无数的她称为麻烦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呢？

精神科医生M拿起一本病历，书脊上写着四月的全名。“五十四岁，离异，有长期过度服用止痛药的历史。抑郁症和毒品依赖，自愿求助，低收入人群医保，”Ｂ一边简单明了介绍，一边在文件上迅速勾画出无数个签名。

医学主导医院内部金字塔式的关系：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护士，最后是受过一些基础训练的工作人员。患者的治疗是团队的工作，不过医生是最终的“法官”，对于患者的去留与治疗有着决定权。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必须经过医学院的正规训练，加上几年的住院医师实践，并且通过统考获得专业许可证后才可获得执照，他们侧重于心理疾病的诊断与药物治疗。与之相比，心理治疗师更注重病人的心理治愈，大多以人本主义的原则，运用更为多样和灵活的方式，将来访者当作遭受痛苦的个体而非等待解剖和治疗的对象。

心理治疗师的群体相对复杂，有临床心理学、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等主要来源，都需通过职业统考、获得相应州的执照后才可以正式工作，尽管其中一些人也可以诊断，但不能开药。除了药物和住院费用之外，大部分的美国医疗保险支付一周两到三次的个人面谈和每天一次的团体治疗。

这间小型会议室原是一间病房，正对着进出“十字路口”科室的走廊，可以看见病人列队去吃早饭，排一行长队，点名后跟随工作人员鱼贯而出。他们通常安静而散漫。穿背心人字拖的男人，背后的纹身呼之欲出，玫瑰花、美洲豹、十字架，突兀的光头好似某种现代艺术的景观。身着睡衣的女人，未干的长发散落在身后，好似刚从台风中被抢救出来的幸存者，又如马戏团里正在表演的海豹，拖着肿胀的小腿缓慢滑行。

眼前的这支队伍奇奇怪怪，不伦不类。他们有一早下楼买油条般的随意，又夹杂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这股气有时是桃红色的，他们大声地说着某种笑话，粗暴地笑；有时变成深紫色的埋怨和各种有理无理的要求；有时候又变成了很淡的灰白色，很轻很轻，几乎没有声响地飘过，不留任何痕迹。这里有怒气、怨气、戾气，还有哀气和丧气。

“又是一个药物沉溺的老年妇女，加上个人创伤史。”M翻看着四月的病历。止痛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药物沉溺的来源。药品变毒品的路程并不复杂，很多人因为疼痛而服药，不幸上瘾，然后打着药物的名头，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并非瘾君子，只是为疾病继续服用。长期使用止痛药可能导致药物成瘾——?一种不计后果持续服药的强迫行为。当身体适应药物的存在，突然停止，就会产生戒断症状，好像长期酗酒抽烟的人突然戒掉之后的烦躁痉挛、呕吐腹泻、失眠疼痛等。于是很多人装病以获得处方药物，再有就是在黑市上购买，后来又转向海洛因作为替代品；没有办法时，也有人就着药店里的非处方咳嗽药成瓶灌下去，以获得些许缓解。

此时所有人的病历都放在一个类似飞机送餐车似的小车上。医院还保留着手写的传统，和这里的病人一样，多少有些另类。咨询师在每次面谈后都会留下报告，工作人员也会对病人24小时的行为记录评分，加上医生的诊断和药物信息一起结集成册，于是成就了一个个厚重的文件夹。如此装扮之后，这些记录就有了档案的权威，有些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更多的变为保险公司资料库中的无名数据和高昂费用的合理论据。

硬塑料的封面下，病历首页有病人的姓名和生日，打印在很小的长方形粘纸上。还有病人的大头照，与罪犯入狱当天的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的瞳孔放大，露出宿醉诡异的笑容；有的面无表情地直视，仿佛专注地聆听某种召唤。入院当天的病人大多处于糟糕透顶的状态，与后来见到的真人相差甚远。

夏日午后，方才还是骄阳似火，顷刻间就大雨瓢泼。停车场上偶尔有驶出驶进的车辆，大多是换岗的护士。值晚班的护士下午四点上班、午夜下班，此时她们正带着异于常人的振奋在雨中阔步前行。

四月踩着这股局促的水汽走了进来。个子很小，只有一米五，语速飞快，音调很低，有着抽烟或者哭泣之后扁平沙哑的音色。她既不年轻，也不显老，一种并非故意隐藏的难以判断。她穿着牛仔裤加短袖T恤的标配，外面还罩着长袖格子衬衫。五十岁后的妇女大多已经明白了装嫩的虚妄，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年轻穿在外面。

“我该怎么办呢？”四月露出第一天上学似的忐忑不安，又有生怕做错事被罚般的小心翼翼。她说话时紧盯着你，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漏掉至关紧要的信息。和这里大多数病人不同，她满心都是想要留下的绝望。

“我是你的咨询师，今天第一次单独见面，医院求助的原因。”

“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只有我和娜娜。娜娜走了，我每天守在她的床边，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四年了，我每天都去她的墓前。一年前，我的祖母也走了。六年前，丈夫死了……”

被父母遗弃的四月从小由祖母养大，二十几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六岁的男人。两人非常恩爱，女儿的到来更是增添了无数欢乐，直到丈夫去世，直到女儿离开。四月独白式的哭诉持续了十多分钟，她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并不是我技艺高超，而是她积郁太久，到了无法不说的地步。任何人此时坐在对面，她都会毫无保留地倾诉吧。

“你这一路走来，一定很难。”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心理治疗成败的关键，我循规继续，可是内心的不安已如潮水般涌起。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嗑药的。太难熬了，冬天的夜晚，没有人听我倾诉，没有人理解我。”

“马丁呢？”马丁是四月的男朋友，他们住在一起。

“他是个农民，你知道的。是个好人，可他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有自己的儿女，并不懂得我的痛苦。”四月刚刚停止的哭泣又开始了，甚至更加猛烈。“也许娜娜本不该死的，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认为自己要对女儿的死负责。”我想让四月看到这是她选择并强加给自己的观点，而非铁的事实。

“我们那时没有医疗保险，如果我有钱的话……”四月继续以一种在法庭受审的口吻喃喃念叨着。

娜娜生病后，四月辞去了干了三十年的老年护理工作，专心照顾女儿，也丢了收入。娜娜的死因，我当时并不知晓，直到两周后某一天她嚎啕大哭泄露了女儿最后时刻的惨状，全身流血是由于吸毒造成的内脏功能衰竭。

少者去而长者存，世上的痛莫大于此吧。在毒品中寻找解脱的她，面对杀死女儿的凶手自己也无法自拔，日日受自我谴责的折磨。可是谁又不会自责呢？“如果”的问题谁又没有千百次地追问过自己？死亡是最不理性的事实，对存在的终极挑战。

我瞄了一眼墙上的钟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只能紧盯着她的脖颈，做出直视的假象。丧失之痛，也许会越来越容易，但是永远不会变轻。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场，只有将电波调到与咨询者同一个频率时，才能与她接轨。所谓共情，就是她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无论是在她没有准备好时陪在谷底，还是等她有了点气力时一同攀岩并提醒她陷阱。只有在绝对的真实和支持前，病人才能放下种种的畏惧和禁锢。于是两个赤裸裸的灵魂，在最深处建立了某种联系；双方共同走过一段艰苦的旅程，说是情感和精神的伴侣也不为过。就在这样的交互中，心灵的治愈神奇地发生，双方都有一种不可言说但心领神会的感受。

接下来几周，四月有所好转。我们还是在谈娜娜，有了我这个听众，另一个知道娜娜存在的人，四月似乎不那么孤单，少了些绝望，情绪也稳定下来。身体里的毒素排除之后，她开始有了笑容，愿意分享，并且还帮助其他病友。体内那份爱人的天性，在许久的沉寂之后喷涌而出，终于又找到了抒发的对象，甚至惹得同屋妮娜颇有怨言：她让我不要在餐厅里说话，她叫我多收拾房间少喝可乐，她把我当成了女儿对待！

可是有一天四月突然反复，像断线的风筝。她第一次在面谈时没有哭泣。“昨天我和马克通电话了，”她埋着头，没有看我，“我们吵了一架。”

“为什么？你不是说他很支持你的治疗吗？”

“昨天我们谈到娜娜的东西，马克问我什么时候把它们处理掉。”娜娜去世四年了，四月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她的物品。如今搬到马克的农场上住，娜娜的东西也跟着过来，占据了一整间的地方。

“我答应过他会处理，但现在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求他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碰它们，一切等我回去了再说。”四月的绝望弥漫在入秋的夜气里。

“所有的亲人都遗弃了我，母亲根本不在乎娜娜的死，葬礼那天，她都没有来。”这是四月第一次提到母亲。我想起她的病历：父亲早亡，遭母亲遗弃，祖母抚养成人。“再没有人了，我是世上唯一记得娜娜的人。我要留住娜娜，不会让任何人把她磨灭的。如果我也死了，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我的世界里只有娜娜，她死后，一部分的我也死了。”延续娜娜的存在是支撑四月度过无数个孤独痛苦的夜晚的力量。四月告别的不仅是娜娜，更是她自己的过去和幻想。娜娜是女儿，也是四月实现完整家庭、幸福童年的希望。四月挽救不了娜娜，娜娜也无法成为四月的救赎；四月需要重新找到自己。

作者CandicJ.Avry,作品名《披头士》。本画作及以下精神病人画作由美国一家非盈利机构NAEMI提供并授权作者使用。NAEMI的全称是美国精神疾患艺术展览组织，于年专为支持和传播患有精神疾病者的诗歌、绘画等艺术创作而成立。

作者CandicJ.Avry，作品分别为《笼中事物》（左）与《经济崩溃》（右）。

作者为MiltonSchwartz，作品为《无标题》。

***

“不会是冬梅又回来了吧？”大家至今热衷于这个玩笑，谈狼色变之余，也不乏嘲弄。医院三进三出，是众人口中的厉害人物，敬而远之的角色。

冬梅出场在一个寻常的周五上午，周末将至，众人或在懒散等待，或在疯狂地完成指标。我正在办公室写报告，突然间铃声大作，“黄色警报，黄色警报，地点在Ａ区走廊，A区走廊！”广播打破了平静。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加入了慌乱奔跑的人群。

我看见冬梅时，她已呈大字形趴在地上，左脸挨地，右脸朝上。一左一右两名护士，用身体摁住冬梅的身体和双手，看不清她的脸。她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在地上不安分地探索，指甲周围星星点点血迹，胳膊伤痕累累。

黄色警报的代码表明事故发生，需要协助，所有可能的工作人员都要奔赴现场。不一会众人散去，如同交通事故打扫干净的现场，所有残骸都已了无踪迹。只有墙角的一根电线，悬在不大不小的窟窿里，无聊地荡着秋千。当班护士说冬梅之前已经吵闹了两三个小时。她拒绝进入教室，在走廊上不停地辱骂呼喊，趁有人经过时试图夺门而出。她用能找到的所有物件自残，把手伸进墙上的电路插座，威胁要结束生命。

督导说，冬梅是因为不想出院才这样做：制造麻烦，表明病情加重，推迟出院。用手指将插座从墙上抠下来似乎是代价过大的表演，不过，冬梅确实没有按原计划出院，不仅如此，她提出的见新咨询师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于是本无交集的我们开始了一段旅程。

当天下午见到冬梅，我才看清她的长相。冬梅大眼睛、长睫毛，棕色头发、皮肤白皙，可是脸部轮廓却比盎格鲁撒克逊的欧裔柔和得多。她有着婴儿肥的圆脸，笑起来两个酒窝，说甜美可爱并不过分，很有些动漫人物的味道。虽然很快就要成年，看起来却只有十三四岁，这在美国以早熟著称的青少年中实不多见。

四年前她们姐妹三人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就这样漂洋过海从乌克兰孤儿院到了异国他乡。她们获得的不仅是家，还有新的身份和名字。与来自中国的弃儿不同，很多从前苏联领养的孩子外表和白种人并无二异，加上中国市场的紧缩，他们正在成为国际被收养人群中的主力。

乌克兰，一个历经苦难的国家，从前苏时代的大饥荒和种族清洗，到现在的乌俄纠纷。如同大部分的历史，人民对于独裁杀戮的记忆狡猾而不可靠，年7月17日乌境内被导弹击中坠毁的马航客机，乘客至今尸骨未寒。

此时，早上的黄色恐怖已经从冬梅身上一扫而光，她半梦半醒，露出一种无所畏惧又无所依恋的游离感。将病人固定在床上的做法已被美国的精神病院摒弃，如今护士可以酌情给病人服用有镇静催眠效果的药物，这既符合人道之名，也比不得不听病人的嚎叫来得轻松。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和我来这儿工作前的预想不同，大多数病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有着惊人的坦率。

“我弄坏了窗帘和家具，还打了妹妹，”她手托着腮，脸上挂着甜美微笑，“不过我只是在跟她玩。”

我看着冬梅依然蒙眬的眼神，回想材料里的描述——暴力倾向，六岁妹妹的脖子上淤青可见，曾用刀砍伤家里的宠物狗。这是她医院来了，养父母难以控制局面，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甜美温顺的小女孩会瞬间变身为狡猾狠毒。前一秒她还像温顺的小哈巴狗，摇着尾巴等你回家，大声说“我爱你”；后一秒她就成穷凶极恶，以残暴的行为阻止任何人的靠近。她把你拽到她的身旁，然后又狠狠地一把推开，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你来美国四年多了吧，习惯了吗？还会讲乌克兰语吗？”我注意到冬梅说话时细微的口音，还有她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很好啊。”她似乎对我询问历史而非批判她的罪大恶极有些吃惊。

“你和家人相处怎么样？你的养父母，还有姐妹。”

据养父母介绍，冬梅的姐妹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家庭和美国社会，只有她格格不入。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猜测冬梅和她的姐妹并非血亲，因为她们的长相明显不同。姐妹们一副棱角分明的欧洲人模样，而冬梅却颇有些像亚洲人。这种怀疑他们从未向外人透露，和世间无数的身世之谜一样，冬梅的血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尽管斯拉夫人仍是乌克兰人口的主流，但因为有过蒙古铁蹄的践踏和前苏联帝国的扩张，有中亚特征的乌克兰人并不少见。不过在淳朴落后的美国乡下，无论是蒙古、共产主义，还是乌俄边界纠纷，都像外星球一样遥远。所以冬梅时常被误认为是具有白人血统的西班牙裔——这个受歧视的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

“我和她们玩不到一起去。我喜欢听乌克兰流行歌曲，不过已经记不得怎么说乌克兰语了。”

改名，失语，无根。一个忘记了母语的人，一个没有父母也许从未有过的人，一个在学校被嘲笑长相和口音的人，一个和自己的姐妹都不相像的人，一个失去一切关联的存在，该多么孤独。

可是我从没在冬梅那里看到过孤单。大部分时间，她和所有人打招呼，远的招手，近的寒暄。餐厅里每次相遇，她都飞快地堆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挥舞双手，百米外一个飞吻。不过那笑容很快消失，她瞬间又会回到面无表情的状态。

冬梅朝工作人员微笑，与男孩调情。她说男孩更容易交流，女孩都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她们。她是粉衣铁心的交际花，医院这样奇特的社交场里也能大显身手，在规则制度、摄像头和明争暗斗的缝隙中纯熟地玩弄各式花招。

接下来几次面谈，冬梅一直戴着不屑一顾的面具。她不断恐吓出院后要再次离家出走、吸毒贩毒、惹是生非，用督导的话来说就是无所顾忌，不思悔改。去监狱或是戒毒所的威胁对她毫无用处，她经验丰富的野狼，全不在乎。对此我束手无策，一个不在乎家人、善恶、未来的人，我拿什么和她讨价还价呢？

可是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冬梅只会笑，不会哭。说是秘密并不确切，她并没有故意隐瞒，只是我们都习以为常地忽略，将哭泣当作理所当然该有的本能。情感的表达方式在各个文化中有所不同，有人在葬礼上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有人则必须嚎啕大哭以表达悲伤；可是，这世上又有谁不会哭泣呢？

“你是说你不想哭，还是哭不出来？”我一边故作镇静，一边在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会哭。记得有一次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所有的人都在哭，我也很难过，但是哭不出来。哪怕大门紧闭，头蒙在被子里，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哭不出来。”

“你还记得上次哭泣吗？”我仍然心存怀疑。

“是很久以前在乌克兰时。”冬梅想了一下。

“是在那间孤儿院吗？”

这个回答，我等了很久。冬梅纹丝不动，连脸上细微的皮肤、细胞、肌肉和眼神也没有变化，手蜡像般停留在半空。我想到“僵直紧张症”患者，他们的身体可以瞬间冰冻，可能持续几个小时，也可能几天，无论外界如何刺激身体，他们都毫无反应，不吃不喝，严重的即便大小便失禁也没有反应。冬梅是陷入了僵直紧张症患者发病时的那种超常和失控的世界，一种自我保护的深层休眠模式；还是被困在了某种梦境，某个深邃的记忆之场呢？

我又想到无痛症者，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无法感觉疼痛、冷热，有人眼泪全无，有人难以排汗，大多在未成年时就死于高热和其他并发症。在丧失了预警系统的世界里，他们像被抛入高峰时段十字路口的盲人，一迈步便是伤害。没有痛的世界有如人间地狱，他们面对滚滚车流毫不在乎地撞上去，即便是流血、骨折和截肢也面带微笑；不知道疼痛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嗯，我记不清了。”

哭泣和性爱一样，发自本能。它有节奏和频率，是个不完全受理性控制并富有直觉和创造力的领域。无法哭泣的生理一定和心理息息相关。在那冰雪中的孤儿院里，在她上次哭泣时，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可以让她失去哭泣的本能？我不知道她的面具下还藏有多少秘密，或许她自己也并不知晓。

身体保留记忆，哪怕大脑已经忘记。关于大脑和身体的关系是不朽的鸡与蛋的难题。劫后余生的人们除了庆幸之外，还有抹杀不去的疲惫和阴郁。在高度匮乏的孤儿院里，相互竞争的不只是面包牛奶、少受同伴的惩罚虐待，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