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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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起，每年的3月30日为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因为这一天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的生日，他生前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并因此离世。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患者会经历躁狂和抑郁两种极端的情绪状态。本文摘自最近出版的新书《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该书展现了作者、精神科医生戴维·戈德布卢姆的真实诊疗过程，其中就包括了双相情感障碍。本文为该书引言，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戴维·戈德布卢姆，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我在年投身精神科的生涯，是和安德鲁一起打壁球五年之后的事，当时我对这个选择所代表的意义抱持着天真的态度，我不知道我正踏入一门受到误解最深——而且最不受信任——的医学专科。我出身医生世家，而且受到担任精神科医生的岳父的启发，以为每个人看待精神医学的方式都和我一样：它是一门医学专科，能提供最复杂的诊断、最深刻的医患关系，以及最光彩夺目的科学新解。当时我年纪尚轻又经验不足，有这种想法可说是情理之中。数十年来，我对精神医学的热情不曾稍减，尽管我的观点和理解已然不同：精神医学对我而言，仍然是智识上最具挑战、最兼容并蓄且最多样化的医学专科。精神医学的态度最开放，能考虑不同的致病理论，并且能将生物、心理、文化及社会因素融为一体，做出解释。我对我带教的住院医师说，无论是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他们先前受过的所有教育，都将与他们在精神科的工作产生关联。而且，我鼓励他们大量阅读，如此才能跟得上精神医学的脚步，因为这个领域的知识一直在扩展，智识范式也不断在演进。更主观地说，我的性格充满好奇而且无药可救的外向，我醉心于精神医学赋予我的机会，让我每天工作时都能遇到不同的人，听他们说故事，试图帮助他们。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多样性：能在不同情境下为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的患者看诊、教学，与不同专科的同事共事、参与研究，并就精神疾病及治疗的主题进行演说。我的个性实在静不下来，也很容易感到无趣，无法每天重复做相同的事。但是三十年后，我以为的大家都对精神医学拥有热情的天真想法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我能认清随着大众对精神医学及精神科医生的观感而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这些力量逐渐累积，最终汇聚为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环境，质疑我们帮助精神疾患者的能力。当然，某些对公众信任造成的伤害，是来自精神科医生这个行业本身。精神医学的发展史上包括了各种流行的狂热、治疗的死胡同、违背和滥用伦理的作为……持续塑造了负面的形象；如果不愿承认这点，无疑是不诚实的。此外，这些负面观感也在影视文化的推波助澜下，使得精神病患和精神科医生的角色遭受嘲弄或丑化。现代精神医学与制药产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有人形容为“与恶魔的交易”），同样无可否认地对诚信的观感造成伤害，而我们治疗的可信度，正是立基于这些诚信之上。年代以前，对焦虑、抑郁、精神病症和躁狂的治疗都尚未发展出有效的药物，我认识的精神科医生中，没有人想回到那个年代，就好比没有人会怀念抗生素还没有发明的年代。可是目前的药物虽好，却仍然不够好。我们需要找出药物发展和临床评估的新途径，使试验结果的正当性不被利益冲突所折损。同时，我们需要加强非药物介入措施的治疗效果——当然是心理治疗，但也包括居住、就业、收入补助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介入。社会对于精神医学的矛盾心理，部分出自这门专科在历史和法律上被赋予的权利，包括违反患者的个人意志，医院，或是对特定的个案施予强制治疗。然而，这些权利与公众的恐惧或不信任，其间的关系并非一道简单的方程式，因为在多数加拿大领地内，包括我所身处的安大略省，所有医生——不只精神科医生——都有上述权利，至少在特定期间和谨慎评估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境下是如此。特别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