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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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雪花你想到什么了？”

“雪花是自由的，而我不是。人注定要受自由之苦，不是么？爸爸“

我反问道。

“东东，你会说英语吗？”

“happynewyear，haipeihai嗯...”

东东是我们这里学历最高的人，据他所说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是某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了。

年秋，我因一段感情上的失败患得抑郁症，我直至接受正规治疗前，从没想过抑郁已经潜伏在我体内多年，如同伺机而动的鬼魅。

据我父亲回忆，我在住院之前，曾多次执意想用格尺在我的手臂上划出伤疤，企图通过身体上的疼痛缓解内心的痛苦。

在经历病发、检查、确诊、吃药、加重、自杀这一系列行为后，我被父亲强制送到了医院。

起初我是很抵触通过几道题，几滴血，几次谈话就能随意的判决出我的精神上的问题。

我知道我在某个阶段很痛苦，似乎字典里所有描绘消极情绪的词都在我心中发生过。而且我思考过我内心痛苦的来源，大多数情绪的起伏都来源于恐惧。

我常常会感觉得到我在恐惧的两岸之间徘徊不定，一头是对压力的焦虑、对未知事物的害怕，一头是隐隐作痛的不安与威胁。

我总会不由自主的去追求一件可以满足我自身的需求、可以供我认同的事务，通过此来弥补我内心存在的空虚。

父亲医院住几天，可那时的我宁愿躲在痛苦之中，也不愿冒着风险去丢失我熟悉的、不幸的自我，然后跃入一个位置的领域内。

但父亲执拗的性医院治疗，态度从给我建议变成命令，我不想伤害他人。好也好，坏也罢。

医院的大门，医生就拉着我，安排我和东东住一个病房。

医生告诉我窗户是不能开的。

我透过病房门镜看到他和我的父亲在窃窃私语，大概是他们意识到我会偷听，随着一阵忙乱的脚步声，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里。

“刀、火机全部没收，塑料袋也没收”

他上下打量着我，对我命令道。

“吃饭没有筷子，只能用勺子，充电器和线都给我，你也不能用”

“那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护士站有一个充电桩，你到那去充”

爸爸临走的时候，紧紧的抱住了我，他告诉我好好表现，好好改过，过两天再来看我。

我觉得我像是一个罪犯一样被强制要求到监狱服刑改过自新。

“我不想住在这里，我想回家”

父亲只是摇了摇头，转身就离开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充电线会被没收？难道是害怕有人会用此来上吊自尽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的鞋带也要抽走？

入院后几天内，我渐渐熟悉了这周围的基础设施，可供活动的范围，洗衣服、起床、睡觉的时间表。

我们需要把被子叠的像豆腐块一样，需要去特定的地点取使用的洗衣粉，需要在吃过饭后把每个人的勺子清点一遍才能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

有的时候我找不到地方或者做错事，就会跑去问东东，他像个老师一样耐心的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提供给我每一个错事的建议。

他经常会带我去结识新的朋友，也会带我去食堂偷苹果。

医院里形形色色的病人，除了表情看起来都很痛苦外，基本上没什么相同之处。

有的人一动不动，眼睛一下都不眨的盯着你，然后拉你到近前要和你分享清代藏宝图的秘密。有人不停的自言自语，有的人像演讲一样，手里拿着莫须有的话筒，大声地讲着人类起源和外星人的故事，有的人一会哭一会笑，医院的走廊里跑来跑去。

我们隔壁有一位病友，看起来时时刻刻都很紧张、烦躁，好像马上就要世界第三次大战一样，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每隔30分钟就会跑到护士站，问那种毫无营养的问题：晚上睡觉磨牙怎么办？流口水怎么办？

医院大楼里处处都是不可理解的行为，散乱着那些人放飞自我的妄念。

我那是时时刻刻都想逃离，我觉得我身体正处于水深火热中。

我第一次服用药物是我入院的第八天，我不会记错的，我每天都会用在护士那里偷来的笔记在我的本子上记录我每天发生的事。

医院统一派发的，大家排着队拿药，在窗口旁他们准备了一个不锈钢的小水杯，轮到你护士会盯着你把药片吃下去，甚至还要掰开你的嘴检查。

我盯着那个水杯沿残留的唾液，迟迟不肯喝水。也许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举动，让他们以为我抵触药物、抵触治疗。

从那以后，每次到我吃药的时候，都会围过来好多护士和医生，他们的眼神像孟婆推销自己的汤一样死死的盯着我，好像在告诉我：快吃了吧，吃完就会忘记一切烦恼。

抑郁症如同死神的唾液，他张着血盆大口吞掉我，然后溶解我身上所有的精力和希望，让我在深部见底的泥潭里沦为黑暗的囚奴。

医生为了让我不再自闭，总是会带我去各个病房里串门。

刚开始我并不愿意和他们沟通，他们总是在讲着讲者自己故事的时候，突然做出一些难以理解的举动，比如突然躺在地上装尸体。

慢慢慢慢我发现他们所有人的病情都和他们所经历过的让他们最刻骨铭心的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能很多人觉得精神病难以理喻甚至可怕，但是我和他们玩到一起后发现，他们知道自己与常人不同，他们总是会在大是大面前选择伤害自己，而不是索取他人。

我躺在病床上休息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远处传来的哭泣声。

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

以前觉得，精神病院的哭泣声莫名透露着一股阴森。

现在只觉得，人生在世，真是众生皆苦。

因为我自己也哭。

年龄在这里是没有偏见的。

下至13岁的少女，上至70岁的老人，都在这里痛苦的挣扎着。

不知道是不是中老年阿姨压力更大，中老年阿姨占了半壁江山。

而因为女性思虑往往更重，所以男女大概呈3:7分布。

在这里的人们，无论职业、层次、经济基础，统称为精神病人。

我佩服那些成天在走廊来回踱步的老阿姨。

绝大多数时间，我都蜷缩在床上发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被我的主治医生骂一遍。

“每次进来就看到你躺着”

”行。下次等你走了我再躺。”

不得不说，我的主治医生真是个讨人厌的小屁孩。说话傲慢，态度轻佻，口气嘲讽，让人按捺不住想打他的冲动。

所以每次他一进来，我就毫不客气地转过身去。他的问话我也“嗯啊哦是”地敷衍了事。

医术不高明，人还丑，无法原谅。

我住院以后，对初雪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我今年亲眼看到的第一场雪。

连绵半月的阴雨打湿了所有人的情绪，而我的心绪也愈发潮湿。不知道是不是药效开始发挥作用的缘故，我病症：昼重夜轻的规律被打破了。

病发开始变得突如其来。所以我每次的平和都隐隐带着不安的预感。

突然加速的心跳发出预告，升腾而起的绝望感从胸口贯穿大脑。与世界的隔离感骤然降临，恶狠狠地切断你与事物的所有联系，把你打成离群索居、茕茕孑立的无助小孩，逼着你对抗着全世界汹涌而来的恶意。

我又不行了。我转身抱住我爸。他紧紧抱住我，轻抚着，呢喃着，宽解着。

这是我住院医院探望我。

突然，他的音调上扬，和我说：“醒醒，哇你看窗外，下雪了！”

我转身，看到细不可见的小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在空中胡乱飞舞着。上海的雪永远是这样的，给满心欢喜等待着雪花的南方人一丝希望。

我嘴里嘀咕着：是啊，下雪了。

我默默的落下了两行泪。

“看到雪花你想到什么了？”

“雪花是自由的，而我不是。”

“人注定要受自由之苦，不是么？爸爸”我反问道。

我们相顾无言，都望向窗外。

“happynewyear！”坐在一旁的东东突然大叫了一声。

—END—

撰文

xxxingxing22

编辑

柠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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